小说123

第2章 瑞典1958（第3页）

我放下电话，在俱乐部办公室里四处乱跑，想找个人——随便一个人——问清到底怎么回事。开始时碰到的两三个人只是朝我耸耸肩，说他们什么都没听说。最后，我找到了摩德斯托·罗马，他当时是俱乐部的主席。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困惑，他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噢，他（播音员）念的绝对是‘贝利’，”他解释道，“几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祝贺你，孩子，你进国家队了。”

这个可恶的绰号！

能被国家队招入，我感到非常荣耀、非常激动，但也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大麻烦。

马拉卡纳球场的失利已经过去8年时间了，但巴西还没有从中复原，一点儿都没有。我们参加了1954年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在瑞士举行，因为它没有受到二战的影响，有能力承办这项赛事。1954年世界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是第一届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还有就是德国获准参赛。但是巴西队仅仅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以2:4输给了当时被称作“华丽的马扎尔人”的匈牙利队。而匈牙利队在决赛中又输给了西德队。

对这次世界杯，巴西国民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狂热，事实上，全国都是对其无所谓的感觉。由于时差原因，球赛都是在巴西的深夜举行，而只有少数巴西人拥有电视，并且，从瑞士传来的电台信号太差，收音机听球的效果也不好。但说到底，巴西国民对此次世界杯如此冷漠的原因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们仍然未从1950年世界杯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很难对1954年的国家队付诸热情。

1954年世界杯之后，就是参加1958年世界杯南美赛区的预选赛。在对阵同一大洲的球队时，巴西队表现出的完全是一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样子。1957年，巴西7:1大胜厄瓜多尔，9:0大胜哥伦比亚，却以0:3输给阿根廷，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以2:3输给了老对手乌拉圭。在只需一场胜利就能锁定世界杯席位的时候，我们仅以微小的优势战胜了秘鲁——2:1。在此期间，球队的人员组合杂乱无章、眼花缭乱，还经常更换主教练：3年时间里换了7个！在距离瑞典世界杯仅仅还有4个月的时候，主教练的位子还是空的。

国家队让我们在4月7日到里约报到。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真是有惊喜在等着啊！到了里约之后，我们不是去训练场开始练球，而是被直接送到了当地一家医院。

在那里，我跟其余32名球员接受了一系列专家五花八门的检查——神经病医师、放射科医师、牙科医生、心脏病专家……戳、刺、揉、x光、面试……医科检查是整个筛选过程的开始，目的是淘汰掉11名球员，剩下的22个人去瑞典。

而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家都不能说出口的：这些测试都是1950年世界杯直接导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巴西在那届世界杯上因为长久的贫困和落后而输给了乌拉圭，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上所有能用的科学手段，把身有瑕疵的球员尽早筛掉。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巴西的状况：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半的婴儿活不过周岁；三分之一的人患有钩虫病；人均寿命只有46岁，而美国当时是70岁。所以，尽管这33个到里约报到的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健康的运动员，医生们还是要看看我们身上是否潜藏着疾病。

为达到医生“理想运动员”的标准，好几个球员被拔了牙，有些则是切了扁桃体，还有几个因为身体状况被送回了家。

最后，还有两个人需要经过特别审查。

其中一个是曼努埃尔·弗兰西斯科·多斯桑托斯，他当时在博塔弗戈俱乐部踢球，外号“加林查”，或“小鸟”。第一眼看上去，加林查就是医生寻找的病号代言人——他脊椎畸形，左腿比右腿短约6厘米，而右腿则向内弯曲。当初要不是正在意大利踢球的边锋朱里霍说应该让在国内的球员代表国家队出战，加林查根本不可能被招进国家队。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都来检查加林查的腿——上面都是被对手撞伤、踢伤的疤痕。另外，加林查在心理适应性测试中得分很低。还有，他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atreta”或“athrete”。说实话，如果把拼写作为测试标准的话，巴西国家队没人能去1958年世界杯！医生在经过仔细考量之后得出了结论：尽管他的腿看上去很吓人，但运转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加林查就这样留在了队里。

第二个被放到显微镜下检查的人？也许大家都猜到了，是的，就是我。我的身体机能和运动技巧都还不错，但在衡量意志力的行为学测试中却表现欠佳。这项指标很重要，因为正是缺乏斗志和勇气才让我们丢掉了1950年的世界杯。而没有人愿意体谅——17岁的我是这届世界杯上年龄最小的人。

负责此次测试的是社会学家乔伊奥·卡瓦雷斯，他的“判文”没留丝毫余地：“贝利太幼稚了，”他如此写道，“他缺少必需的斗志，又太年轻，体会不到别人的侵犯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此外，他还不具有团队精神所需的责任感。”

“我建议不要带他去瑞典。”他如此结论道。

幸运的是，最终当选1958年巴西国家队主帅的维森特·费奥拉是个凭直觉办事的人。在读过卡瓦雷斯的报告之后，他回复道：

“你也许是对的。但你对足球一窍不通！只要贝利身体健康，我就要带着他。”

我们的训练很严格，球员们也都精神饱满，似乎已经走出了1950年世界杯失利的阴影。在离出发去欧洲只有3天时间的时候，我们只需再跨过另一个障碍：最后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跟科林蒂安斯——巴西最大、最著名的俱乐部——踢一场热身赛。

我们本不该踢这场球。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球队会安排这样一次热身赛。此前我们已经跟很多国家队踢过很多场热身赛了，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和巴拉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跟本土一家像科林蒂安斯这样拥有大量球迷基础的俱乐部踢球无疑会对国家队造成古怪而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在巴西土地上受到“对方”球迷的嘲弄。雪上加霜的是，科林蒂安斯的球员和球迷早就对国家队心怀怒气：他们最受欢迎的球员路易济尼奥没有入选国家队。

国家队踏上帕卡恩布球场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全场球迷的嘘声；而在我们进球之后，他们的倒彩声更大了。比分到了3:1的时候，很多球员已经在考虑穿什么衣服去瑞典，这时，我在对方半场接到一个传球，带球向禁区跑去。我都没有看到对方的防守队员——阿里·克莱门特——倒地朝我铲过来。

我感觉好像是被烧红的针深深地扎进了右膝盖一样。我倒在地上翻滚着，痛苦地叫着，这时球队的助理教练朝我冲来。

“你能站起来吗，小子？”

我很疼，也很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他的首场大赛就是伤在了同一个膝盖上。这难道也是我的天命吗？

“没事，没事。”我说道，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

但是，当我准备站起来时，膝盖一受力，又坐倒了。助理教练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把我带离了球场，回到更衣室里。我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坐在帕卡恩布球场昏暗的训练室里，擦干眼泪，膝盖放在一个金属桌子上；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所有我参加的大赛里，我都未有过如此紧张不安的时候。球队的医务人员——队医希尔顿·戈斯林、受人爱戴的理疗师马里奥·亚美利哥——把冰袋放在我的膝盖上，沉声交谈着。

“别担心，”马里奥对我说，“我们保证你能好起来。”

他只是在安慰我罢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膝盖会怎样。毕竟我们还在巴西，还有11名球员——包括路易济尼奥——等着代替我的位子。把我留在巴西是个最简单、最合理的决定了，而后来我还得知，他们几乎就要这么做了。国家队已经选定了为瓦斯科达伽马队效力的阿尔米尔来替我。

最后，戈斯林医生告诉教练组，说我的膝盖情况很不好。我在1个月时间里不能上场踢球，也就是说，所有在欧洲的热身赛，也许还有世界杯开始的前两场比赛我都不能上场。但戈斯林还对他们说，我很年轻，身体又很健康，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会比预期时间更早康复。

教练组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后认为——值得为我冒这个险。如果我是教练，都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多谢上天的眷顾，多谢医生和教练的信任，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小时候，我曾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巴鲁镇上有条飞机跑道，很多个下午，我就坐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和滑翔机起起落落，有时候还逃课去看身穿皮夹克、戴着飞行员眼镜的飞行员。这一切都是那么迷人，仿佛一扇通往更新、更精彩的人生的大门。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大叫，说一架滑翔机出事了，这恐怕是时至当日巴鲁最轰动的新闻了。我跟小伙伴们立刻跑到事故现场，在近处看着着火的飞机。接着，我们又跑到医院，从脏兮兮的窗户外向里看去。飞行员已经死了，尸体就放在解剖床上。我呆住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尸体。医生要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胳膊挪开，可能做起来挺困难，因为尸体已经僵住了；于是医生就把胳膊猛地一拉——一股血液喷到地板上。我跟小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逃命一般跑回家里。此后几个月，甚至数年之后我还会因此做噩梦。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猜到了——这次经历让我很久都不敢坐飞机。所以在1958年5月24日，随巴西国家队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dc-7前往欧洲是我的首次飞机之旅。我拖着步子走上舷梯，右膝裹着厚厚的绷带，心里却万分紧张，因为，我有可能会因为受伤而打不了比赛。我会不会在抵达欧洲之后就立刻被送回家？我的胃抽搐着。